新质观察|从"跟风"到"原创":中国创新药如何筑牢地基
📍 216.73.217.18
📱 Mozilla/5.0 AppleWebKit/537.36 (KHTML, like Gecko; compatible; ClaudeBot/1.0; +claudebot@anthropic.com)
🔗 /
📄 新质观察|从"跟风"到"原创":中国创新药如何筑牢地基 这两年,中国创新药产业站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位置。2026年全国两会,生物医药首次被纳入新兴支柱产业,与集成电路、航空航天并列。2025年,中国创新药License-out交易总额突破1300亿美元,在研新药管线占全球比重接近三成。数字很漂亮,情绪也很高涨。 但如果把镜头拉近,画面就不那么均匀了。抗体技术、CAR-T、基因治疗这些核心技术,绝大多数并非源自中国。本土药企的优势集中在快速跟进和工程优化上,最核心的挑战只有一个,源头创新能力不足,而这背后,是基础研究驱动力的缺乏。 源头与总机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,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。源头和总机关,这两个词放在一起,分量很重。 理解这句话,只需要看一个简单的事实。今天全球医药产业里那些真正改变了治疗格局的药物,几乎全部扎根于基础科学的重大发现。他汀类药物来自对胆固醇代谢通路的长期研究,格列卫源于对BCR-ABL融合基因的发现,PD-1抑制剂的出现是因为科学家先搞清楚了免疫检查点的生物学机制。基础研究不是锦上添花的前奏,而是决定产业能长多高的最深的根。 原创性技术需要完成两个阶段的跨越。从0到1,是科学发现本身,需要漫长的时间,需要容忍失败,需要不为短期功利所驱动的探索精神。从1到10,是把发现变成产品、变成产业的过程,需要市场的力量,需要资本的接力,需要企业的主导。问题在于,这两个阶段在中国生物医药产业里并没有顺畅地连在一起。 断裂的三层结构 这条断裂带其实有三层,一层比一层深。 第一层是投入的结构性失衡。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在2025年达到2778亿元,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首次突破7%,但生物医药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不足5%,而美国长期保持在15%到18%。问题的要害不在于钱少,而在于现有的制度设计管不住钱的流向。 基础研究的知识具有公共品属性,社会回报率远高于私人回报率,市场激励天然不足,这解释了企业为什么不愿意主动投。但它解释不了另一个现象,为什么大量本应由政府主导、理应流向原创探索的财政科研经费,最终也绕开了那些真正需要坐冷板凳的方向,拐进了已经拥挤的赛道。评审专家的保守倾向、项目遴选对可行性的过度偏重、经费分配中的熟人网络效应,这些机制性的因素共同制造了一个结果:嘴上鼓励原创,手里批的全是确定性高、风险小的项目。只要科研经费的分配机制不改变对风险的隐性厌恶,增加投入的结果就只能是放大现有结构的惯性,而不是校正它。 第二层是人才激励的错配。产业界认为基础研究离应用太远,学术界觉得企业缺乏长远眼光,双方之间的信任鸿沟让大量原创成果滞留在了实验室。当前的产学研合作大多是松散的项目制,企业给一笔钱、高校出一个课题、交一份报告就算完成,后面的验证、放大、转化缺少机制衔接。更深一层看,我们缺少一种关键人才,既能在实验室里理解科学问题的本质,又能在产业语境中思考转化路径。这种界面人才的匮乏,让知识的流动失去了最重要的载体。 第三层是转化链条的衔接失灵。实验室里验证可行的原型,与临床场景要求的可安全使用、可批量生产、可商业付费之间,横亘着一个死亡之谷。前期科研资金在此耗尽,市场化资本却未及时衔接。这不只是钱没给够的问题,而是验证平台不够用、专业转化团队不够强、成果定价机制不够清晰,三重缺失叠加在一起,让大量有潜力的早期发现最终没能走出实验室。 三层断裂环环相扣。投入偏向应用端,导致原创靶点和机制研究乏人问津。人才激励围着论文转,导致最优秀的大脑不愿意去做转化。转化链条本身不通畅,又反过来强化了企业不愿意投早期研究的短期心态。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闭环,不打破其中任何一个环节,整个系统就很难转向。 政府和企业如何协同 三层断裂中,最棘手也最关键的一环,是政府和企业如何协同起来,把基础研究的方向感和产业的真实需求对齐。这不是抽象的口号,而是已经有真实可见的实践在往前推进。只不过,不同模式之间效果差异很大。 最传统的方式是企业与高校的横向课题合作。企业提需求,高校接课题,交付结题。这种模式启动快、目标明确,但天然偏向短期应用,几乎不可能触及底层靶点发现和机制验证。 第二种模式是政府主导的科技计划,自上而下分配资源。政府确定攻关方向,企业和科研机构联合申报。这种模式资源动员能力强,但离市场感知较远,政府代替企业判断技术路线,本身就有内在风险。而且不少联合体在项目验收后便各归各路,协同停留在纸面。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第三种模式,它正在从多个方向同时演进。 一个方向是政府搭台、企业出题、科研答题。上海的探索者计划运行数年,企业把产业中遇到的难题提炼为基础科学问题,向高校和科研院所发布,政府按比例配套出资。企业成了出题人,方向来自市场最前沿,政府扮演的是搭平台、配资源的角色,而非代替企业做判断。上海还推出了协同创新中心,政府和企业按一比一共同出资,用制度安排把双方绑在一起,利益共享、风险共担。 另一个方向更进一步,企业直接与国家科研平台对接。恒瑞医药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签署协议,企业三年投入1.2亿元设立专项基金,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按一比十比例匹配1200万元。10%的配资比例,本质是国家用少量资金撬动企业过亿投入,引导其流向产业急需的基础研究。企业做了出题人,国家平台在全国范围内寻找最合适的科研力量来答题,产学研的对接被制度化了。浦东新区自然科学基金也沿着这个思路,推出政府引导、企业主导、社会参与的三位一体模式,企业不仅出钱,还参与出题和成果验收。 这些探索的价值是清晰的,让企业在基础研究中拥有了话语权,让科研资源向产业最需要的方向流动。但它们也远非完美。规模有限,参与主体主要是大型龙头企业,中小企业门槛较高。企业出题模式天然偏向应用导向,对纯自由探索类的前沿研究覆盖不足,这方面仍需国家力量兜底。更深层的问题在于,这些改革之所以仍是个案而非常态,是因为现行项目审批、资金管理和审计规则几乎都是为政府主导模式设计的,制度惯性本身就是最大的推广阻力。 剩下的两个条件 协同模式的问题厘清之后,还剩下两个根本性的条件问题。 第一个是钱的耐心。基础研究的回报周期通常在十年以上,但国内医药投资基金普遍只有五到八年,退出压力迫使资本系统性回避早期项目。美国生物医药领域通过并购退出的规模是中国的40倍,但这个差距不能靠简单对标来弥合。 中国今天面对的问题,是产业规模快速膨胀而基础研究积淀严重不足这一特定阶段的产物,解决方案不应是机械追赶美国数字,而应建立专门面向基础研究的耐心资本机制,将投资周期拉长到15年以上,构建一套与基础研究节奏相匹配的估值逻辑。这件事的真正难点,并不在于简单呼吁资本更有耐心,而在于现行LP结构、基金存续期规则和国资考核体系,已经共同构成了一套厌恶长期不确定性的制度环境。在这样的环境里,光靠情怀无法催生耐心,必须从规则层面入手,让长期主义在制度激励上变得"划得来"。 第二个是人的导向。评价体系必须真正突破唯论文、唯帽子的惯性,既让长期深耕基础研究的人坐得住冷板凳,也让投身转化工作的人得到应有的认可。 这件事之所以推不动,不是因为缺少共识,而是因为每一次改革触及利益再分配时,纸面之下的阻力就会浮上来。学科带头人的话语权直接与论文发表数量挂钩,评审委员会天然偏向传统标准的受益者,行政系统对可量化指标的依赖短期内也不会自动消退。有没有高校真正将一项成果转化在职称评审中与顶刊论文等量齐观?有没有机构把培养界面人才作为明确的战略目标?这些问题的答案,直接决定了人才最终流向哪里。如果只满足于反复呼吁导向转变,却不去撼动评价体系中盘根错节的利益结构,改革就只能在边缘上打转。 地基与大厦 地基与大厦,是一个再朴素不过的道理。地基埋在地下,看不见,不创造直接的产值,也不计入短期的绩效。但大厦最终能建多高,不取决于地面以上的部分设计得多华丽,而恰恰取决于地基打得有多深、有多实。 中国创新药产业已经在地面以上证明了它的速度和规模。但在通往下一程的路上,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能不能更快,而是能不能更深。这不再是规模问题,而是结构问题。从跟随式创新走向源头式创新,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钱、更多的人、更快的速度,而是一种让钱流对方向、让人坐得住、让知识与产业真正对话的制度能力。而这个制度能力本身,也需要一场不亚于技术攻关的自我改革。 [作者黄伟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上海科技产业研究中心主任,教育质量监控与评估办公室副主任〈主持工作〉,教授]
📱 Mozilla/5.0 AppleWebKit/537.36 (KHTML, like Gecko; compatible; ClaudeBot/1.0; +claudebot@anthropic.com)
🔗 /
📄 新质观察|从"跟风"到"原创":中国创新药如何筑牢地基 这两年,中国创新药产业站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位置。2026年全国两会,生物医药首次被纳入新兴支柱产业,与集成电路、航空航天并列。2025年,中国创新药License-out交易总额突破1300亿美元,在研新药管线占全球比重接近三成。数字很漂亮,情绪也很高涨。 但如果把镜头拉近,画面就不那么均匀了。抗体技术、CAR-T、基因治疗这些核心技术,绝大多数并非源自中国。本土药企的优势集中在快速跟进和工程优化上,最核心的挑战只有一个,源头创新能力不足,而这背后,是基础研究驱动力的缺乏。 源头与总机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,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。源头和总机关,这两个词放在一起,分量很重。 理解这句话,只需要看一个简单的事实。今天全球医药产业里那些真正改变了治疗格局的药物,几乎全部扎根于基础科学的重大发现。他汀类药物来自对胆固醇代谢通路的长期研究,格列卫源于对BCR-ABL融合基因的发现,PD-1抑制剂的出现是因为科学家先搞清楚了免疫检查点的生物学机制。基础研究不是锦上添花的前奏,而是决定产业能长多高的最深的根。 原创性技术需要完成两个阶段的跨越。从0到1,是科学发现本身,需要漫长的时间,需要容忍失败,需要不为短期功利所驱动的探索精神。从1到10,是把发现变成产品、变成产业的过程,需要市场的力量,需要资本的接力,需要企业的主导。问题在于,这两个阶段在中国生物医药产业里并没有顺畅地连在一起。 断裂的三层结构 这条断裂带其实有三层,一层比一层深。 第一层是投入的结构性失衡。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在2025年达到2778亿元,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首次突破7%,但生物医药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不足5%,而美国长期保持在15%到18%。问题的要害不在于钱少,而在于现有的制度设计管不住钱的流向。 基础研究的知识具有公共品属性,社会回报率远高于私人回报率,市场激励天然不足,这解释了企业为什么不愿意主动投。但它解释不了另一个现象,为什么大量本应由政府主导、理应流向原创探索的财政科研经费,最终也绕开了那些真正需要坐冷板凳的方向,拐进了已经拥挤的赛道。评审专家的保守倾向、项目遴选对可行性的过度偏重、经费分配中的熟人网络效应,这些机制性的因素共同制造了一个结果:嘴上鼓励原创,手里批的全是确定性高、风险小的项目。只要科研经费的分配机制不改变对风险的隐性厌恶,增加投入的结果就只能是放大现有结构的惯性,而不是校正它。 第二层是人才激励的错配。产业界认为基础研究离应用太远,学术界觉得企业缺乏长远眼光,双方之间的信任鸿沟让大量原创成果滞留在了实验室。当前的产学研合作大多是松散的项目制,企业给一笔钱、高校出一个课题、交一份报告就算完成,后面的验证、放大、转化缺少机制衔接。更深一层看,我们缺少一种关键人才,既能在实验室里理解科学问题的本质,又能在产业语境中思考转化路径。这种界面人才的匮乏,让知识的流动失去了最重要的载体。 第三层是转化链条的衔接失灵。实验室里验证可行的原型,与临床场景要求的可安全使用、可批量生产、可商业付费之间,横亘着一个死亡之谷。前期科研资金在此耗尽,市场化资本却未及时衔接。这不只是钱没给够的问题,而是验证平台不够用、专业转化团队不够强、成果定价机制不够清晰,三重缺失叠加在一起,让大量有潜力的早期发现最终没能走出实验室。 三层断裂环环相扣。投入偏向应用端,导致原创靶点和机制研究乏人问津。人才激励围着论文转,导致最优秀的大脑不愿意去做转化。转化链条本身不通畅,又反过来强化了企业不愿意投早期研究的短期心态。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闭环,不打破其中任何一个环节,整个系统就很难转向。 政府和企业如何协同 三层断裂中,最棘手也最关键的一环,是政府和企业如何协同起来,把基础研究的方向感和产业的真实需求对齐。这不是抽象的口号,而是已经有真实可见的实践在往前推进。只不过,不同模式之间效果差异很大。 最传统的方式是企业与高校的横向课题合作。企业提需求,高校接课题,交付结题。这种模式启动快、目标明确,但天然偏向短期应用,几乎不可能触及底层靶点发现和机制验证。 第二种模式是政府主导的科技计划,自上而下分配资源。政府确定攻关方向,企业和科研机构联合申报。这种模式资源动员能力强,但离市场感知较远,政府代替企业判断技术路线,本身就有内在风险。而且不少联合体在项目验收后便各归各路,协同停留在纸面。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第三种模式,它正在从多个方向同时演进。 一个方向是政府搭台、企业出题、科研答题。上海的探索者计划运行数年,企业把产业中遇到的难题提炼为基础科学问题,向高校和科研院所发布,政府按比例配套出资。企业成了出题人,方向来自市场最前沿,政府扮演的是搭平台、配资源的角色,而非代替企业做判断。上海还推出了协同创新中心,政府和企业按一比一共同出资,用制度安排把双方绑在一起,利益共享、风险共担。 另一个方向更进一步,企业直接与国家科研平台对接。恒瑞医药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签署协议,企业三年投入1.2亿元设立专项基金,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按一比十比例匹配1200万元。10%的配资比例,本质是国家用少量资金撬动企业过亿投入,引导其流向产业急需的基础研究。企业做了出题人,国家平台在全国范围内寻找最合适的科研力量来答题,产学研的对接被制度化了。浦东新区自然科学基金也沿着这个思路,推出政府引导、企业主导、社会参与的三位一体模式,企业不仅出钱,还参与出题和成果验收。 这些探索的价值是清晰的,让企业在基础研究中拥有了话语权,让科研资源向产业最需要的方向流动。但它们也远非完美。规模有限,参与主体主要是大型龙头企业,中小企业门槛较高。企业出题模式天然偏向应用导向,对纯自由探索类的前沿研究覆盖不足,这方面仍需国家力量兜底。更深层的问题在于,这些改革之所以仍是个案而非常态,是因为现行项目审批、资金管理和审计规则几乎都是为政府主导模式设计的,制度惯性本身就是最大的推广阻力。 剩下的两个条件 协同模式的问题厘清之后,还剩下两个根本性的条件问题。 第一个是钱的耐心。基础研究的回报周期通常在十年以上,但国内医药投资基金普遍只有五到八年,退出压力迫使资本系统性回避早期项目。美国生物医药领域通过并购退出的规模是中国的40倍,但这个差距不能靠简单对标来弥合。 中国今天面对的问题,是产业规模快速膨胀而基础研究积淀严重不足这一特定阶段的产物,解决方案不应是机械追赶美国数字,而应建立专门面向基础研究的耐心资本机制,将投资周期拉长到15年以上,构建一套与基础研究节奏相匹配的估值逻辑。这件事的真正难点,并不在于简单呼吁资本更有耐心,而在于现行LP结构、基金存续期规则和国资考核体系,已经共同构成了一套厌恶长期不确定性的制度环境。在这样的环境里,光靠情怀无法催生耐心,必须从规则层面入手,让长期主义在制度激励上变得"划得来"。 第二个是人的导向。评价体系必须真正突破唯论文、唯帽子的惯性,既让长期深耕基础研究的人坐得住冷板凳,也让投身转化工作的人得到应有的认可。 这件事之所以推不动,不是因为缺少共识,而是因为每一次改革触及利益再分配时,纸面之下的阻力就会浮上来。学科带头人的话语权直接与论文发表数量挂钩,评审委员会天然偏向传统标准的受益者,行政系统对可量化指标的依赖短期内也不会自动消退。有没有高校真正将一项成果转化在职称评审中与顶刊论文等量齐观?有没有机构把培养界面人才作为明确的战略目标?这些问题的答案,直接决定了人才最终流向哪里。如果只满足于反复呼吁导向转变,却不去撼动评价体系中盘根错节的利益结构,改革就只能在边缘上打转。 地基与大厦 地基与大厦,是一个再朴素不过的道理。地基埋在地下,看不见,不创造直接的产值,也不计入短期的绩效。但大厦最终能建多高,不取决于地面以上的部分设计得多华丽,而恰恰取决于地基打得有多深、有多实。 中国创新药产业已经在地面以上证明了它的速度和规模。但在通往下一程的路上,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能不能更快,而是能不能更深。这不再是规模问题,而是结构问题。从跟随式创新走向源头式创新,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钱、更多的人、更快的速度,而是一种让钱流对方向、让人坐得住、让知识与产业真正对话的制度能力。而这个制度能力本身,也需要一场不亚于技术攻关的自我改革。 [作者黄伟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上海科技产业研究中心主任,教育质量监控与评估办公室副主任〈主持工作〉,教授]
